皇帝和宰相的议政记录。“左右史起居注之外，有政事及奏对，由宰相撰录者，谓之时政记。”起居注是为记载皇帝“嘉言懿行”的，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唯恐史官直书其短，于是唐高宗以后，规定记注史官“随仗便出，不得备闻机务”，因而起居舍人或起居郎只能在朝会时作例行礼仪的记录，机密的国政大事，就无从记注了。此后，文昌左丞姚提出“帝王谟训，不可遂无记述”，于是出现了时政记“仗下所言军国政要，即宰相一人撰录”，每月封送史馆。穆宗时，曾改为圣政记，“岁终付史馆”。唐文宗以后，时政记也不是宰相亲录，“委中书门下丞一人，随时撰录，每季送馆。”